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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生产力提升。未来二三十年，AI技术将是生产力增长的关键支撑。在国际技术封锁背景下，我国需攻克AI领域核心难题，才能实现生产力根本性突破，为收入增长注入持久动力，这也是缩小与美国百姓收入差距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AI产业与美国存在显著差距：美国英伟达单一企业市值达35万亿元，相当于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其AI领域“美丽七姐妹”总市值大概率超我国A股总市值（约90万亿元）。没有AI对美国的领先，就不会有中国百姓对美国百姓收入领先。AI不仅是技术问题，也事关百姓收入是否可以成为地球上的第一集团，也事关政治。AI既是技术问题，也是利益问题，因此也是政治问题。

　　20年前我国国库收入不足10万亿元时，政府仍能高效运转，证明10万亿的资金规模可支撑一个有效的政府正常履职。当前财政收入随GDP增长水涨船高，但政府开支不应同步扩张，核心是将年度开支上限锚定，比方说10万亿元。如果政府运作费用可以控制在10万亿的规模而不增加，每年可以省出5～10万亿的资金投入到企业税收减免、转移支付等方面。而这些钱要么通过增加就业增加百姓收入，要么直接增加百姓收入。一个经费很省而效率很高的政府，对百姓收入增长至关重要。

　　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租金）三大民生领域的高支出，挤压了可支配收入，抑制消费与投资活力。2024年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三大领域支出合计占比约31.6%，农村居民（含城镇转移人口）达42.1%，近四成收入被刚性支出占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4年居民收支情况统计公报》等）。提高百姓收入的任务需国家治理团队想办法分阶段降低支出占比，如果到2030年降至20%以内，2040年降至15%以内，2045年稳定降至12%以内，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百姓的实际收入。提供公共服务，让百姓的钱更加值钱，是一个提高百姓收入的好办法。

　　对农村群体加大帮扶，是对农民历史贡献的补偿，也是践行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我国曾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依靠农民完成早期工业化积累，农民却面临养老、医疗保障薄弱的困境，国家对农民群体存在“历史欠账”。过去十年，执政团队想了很多办法，来消除贫困问题，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得到了人民的赞同和国际世界的高度评价，但是，如何把提高的收入常态化，有效化？我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可以考虑建立一个“GDP挂钩式扶助基金计提制度”，每年按GDP的3%～5%划拨资金至“全国农村扶助专项基金”。按2025年预计GDP130万亿元测算，年可筹3.9万亿～6.5万亿元，10年累计形成39万亿～65万亿元基金池。有了这个基金，的收入提高就会更加有保障。我个人的想法是，3亿，需要每人每月给他们1000元的可保障收入，一年每人需要1.2万元。这个收入的增长每年可以新增3万亿元消费能力。因此，发钱就是经济。同时，可以考虑国有企业从利润中拿出某一个百分比，注入到扶助基金中。还可以考虑从18亿亩耕地中，按照每亩30元的比例抽取扶助基金。社会主义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把土地归农民，让土地解决农民的生活和养老问题，这本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自2000年以来，我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投入高等教育，推动教育规模化扩张，积累了雄厚人力资本，为收入增长奠定基础。2000-2023年，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2.87%升至4%以上，高等教育累计投入超15万亿元；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220.6万人增至791.4万人，毛入学率从12.5%提升至60.8%（数据来源：教育部历年统计公告、国家统计局GDP核算数据）。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38.5%。我们需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让人力资本继续成为推动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这样提高收入的另外一个根本。

　　增收需覆盖多群体，除了前面提到的特别关注的收入提高之外，公职人员、国企员工的合法收入也应得到保障与提升。公职人员也是人，他们同样需要养家糊口，而养家糊口的收入主要来自他们的工资。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考虑将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收入增长与百姓收入增长目标实现挂钩。这样，这部分就业人员就会把提高百姓收入当成自己的目标，形成全社会都关心百姓收入增长的机制。公职人员需建立与履职成效、农村帮扶实绩挂钩的绩效考核机制，考核优秀者给予薪酬晋级等奖励，支持其通过实干增收。国企员工收入增长需“制度破障+能力提升”双轮驱动，优化工资总额动态调整机制，允许创新型国企适度突破限制，同时强化技能培训，实现绩效与收入精准匹配，破除论资排辈陋习，建立市场化用人机制，激发企业与员工增收积极性。

　　房产已经成为中国百姓的重要收入（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中国有很多家庭的财富超过了不少美国百姓家庭的财富），但是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老百姓以房产为核心的财产性收入正面临贬值的挑战，如何避免房产大幅度的贬值，是国家收入政策的一个关键任务。同时，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稳定股市预期、丰富理财产品，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盘活闲置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此，采取对策活跃股市和其他资本市场，教育百姓有效投资，对提高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也是非常关键的。股市不应该是收割小股民的韭菜园，而应该成为小股民的财富保值增值的希望之田。百姓收入中的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可以做到5：5，按照2025年的情况看，百姓的收入大概还可以提高30万亿（按照现有50万亿工资收入、20万亿财产收入估算）。因此，提高财产性收入是提高百姓收入的有效举措。做股市管理的人，不仅是在管理资本市场，也是在管理百姓收入，也在做政治。

　　我们追求收入赶超美国，绝非单纯GDP数字比拼，而是为了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有尊严、更富足的生活——让农村3亿摆脱低收入困境，让农村老人安享晚年，让低收入者稳步增收，让年轻人靠奋斗实现梦想，让守护家国的将士为祖国自豪，让治理国家的公职人员的工资得到一个可以预期的增长。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团队，是以增长百姓收入为优先任务的政府，把百姓收入增长当成执政的根本目的，并在百姓收入增长上树立赶超大国的理想，这样的政府就更加值得每一位公民信赖与支持。我们既要国之大器，更要守护家园的人心；既要追求经济总量提升，更要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