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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于2025年10月20日到23日在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并发布了《中国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10月24日，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经研读，结合平时的调研和思考，笔者从“旧红利-新红利”“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内卷-反内卷”“走出去-引进来”“建城-营城”等五大关系分享自己对“十五五”的几点思考。

　　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定友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的要素禀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尽享WTO的全球化红利、人和土地环境等要素禀赋红利，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跨越式发展，以“市场换技术、要素换资本”成为“世界工厂”，取得“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等成就。当下，世界变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不稳定性上升，风险挑战增多。同时，中国经济面临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吸引低端制造业的“双重挤压”。还有国内人口、土地等要素红利减弱，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新兴产业占比偏低等问题。国内外传统发展红利发生变化，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动能转换期”三期叠加阶段。

　　全会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中国市场”已成为大国的底子。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约30%；14亿人口、近2亿经营主体和8000万专业人才+2.2亿技能大军构成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高铁、高速公路和港口体系，尤其是支撑新产业发展如数智经济、新能源发展等电力基础设施完善。在国际上，中国倡议全球治理，坚持多边主义，共建“一带一路”，扩大自主开放，推进制度型开放，推进国际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营造了稳定友好的外部环境。

　　全会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产业体系的本，要不断巩固和优化提升，而不是一转了之。当下，产业体系似乎有个鄙视链，传统产业处于末端，误认为传统生产力只依赖资源投入、规模扩张，有的将之认为是“落后产业”“低端产业”，有的简单地将之与“高耗能”“高污染”画等号，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似乎就应“淘汰、转移、退出”，而疏忽了内在的存量优化、提升、改造，盲目追“新”追“热”。然而，传统产业是当前我国产业体系的“基本盘”，增加值在制造业中占比80%左右，是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本和根，是创新的主战场，更是维护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和战略安全的基石。接下来，应重在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助推传统动能焕新升级，向数字化、绿色化优化，持续激发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推动传统产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全会提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新质生产力”于2023年9月首次提出，之后逐步强化，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已经是改革重点任务。未来十年中国要再造一个高技术产业必然要依托新质生产力，为中国经济大盘、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现代产业体系在全会公报的首位度，以及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强调，意味着“十五五”期间对科创产业化、向现实生产力及时转化提出了新要求。

　　当下，市场竞争激烈，呈现出一种非常态的趋势，即价格战无处不在，“卷价格”实现“以价换量”“增产不增收、叫座不叫好、增收不增利”。同时，挤压供应链，压价、压账期、挤压研发投入、省工省料、产品不合格率提升等层层传递，波及整个行业和产业的健康发展。2025年，京东外卖与美团、饿了么等平台掀起的外卖价格战； 2024年,我国汽车产量增长至3128.2万辆，但汽车行业利润率从2017年的8%下滑至2025年一季度的3.9%；2024年，光伏行业多晶硅价格下滑超35%，硅片价格下滑超45%等等。内卷这种非常态市场竞争现象，症结在于供需关系失衡，供给端产能过剩，需求端则总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消费偏弱。

　　全会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对于内卷现象，2024年7月，中央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中央再次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目前，我国正不断完善政府、行业与企业多元主体参与的“反内卷”治理，包括政府通过修订《价格法》、设定产能利用率警戒线、优化集采规则、主管部门约谈指导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等手段，遏制低价倾销与产能过剩；行业则通过头部企业引领，如车企统一账期、光伏玻璃行业协同减产、供应链抱团发展，建立良性竞争机制；企业则通过创新与出海寻求新增长点。

　　中国既是吸引外资的大国，也是全球对外投资大国。2012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流量连续13年位居全球前三，对外投资存量连续8年保持全球前三。订单、市场是指挥棒， 由于全球化的调整，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友岸化、近岸化调整，当叠加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需求偏弱+产能过剩时，这必然导致中国产能布局的国内外调整，所以当下出现了一种企业“不出海就出局”的流行说法。跟随下游客户直接出海，无疑是生存和发展之道。但是，对于“随大势”开拓海外市场的出海，出现了一种“乱出海就出局”或盲目出海的“二八定律”，只有20%的成功率。“出海”是生存、发展、资产配置问题，如何平衡效益与安全，增加海外投资的收益率及确保资产安全是我国企业出海的重要课题。这需要产品+品牌+资本+标准+技术的协同“走出去”，以及本地深耕的“走进去”，也需要政府+企业+第三方社会的共同努力。

　　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中国是引资大国，“十四五”时期，中国利用外资“量稳”“质优”，实际使用外资累计7200多亿美元，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汽车、医疗健康、电子信息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落户。当下，我国的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不断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推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并行开放。在此应说明香港超级联系人的独特作用不可替代，其超级联系人作用不能仅看经济规模，更要看到大国治理，与国际经贸挂钩等制度价值，尤其是与美元体系挂钩的货币制度，这不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所能比拟的。这有一系列的数据做支撑，2025年上半年，港交所以1067亿港元募资额重登全球IPO榜首，恒生指数累计涨幅达20%；香港是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23年，香港在内地累计设立了54.65万家企业，约占外资总企业设立数的46.4%，来自香港的投资约占整体使用外资的60%。

　　全会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久前的《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这意味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从快速增长期迈入稳定发展阶段，城市发展逻辑正经历深刻转变——从过去以“土地城镇化”规模扩张为核心的“建城造城”模式，转向以“人的城镇化”内涵提升为核心的“营城”模式。这一转变不仅是发展理念的升级，更是城市治理方式、发展动力与工作重心的系统性重构。

　　全会提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建城”时代以大规模增量扩张为特征，强调开辟城市物理新空间，追求标准化、高效率的开发模式，政府如同“工程师”，通过总体规划与招商引资快速构建城市框架，但也带来了“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困境，“造城”重点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营城”时代则更注重城市的内涵式发展，注重生活的颗粒度，关注居民的“用户体验”，将以人民为中心更加落到实处，强调公共服务供给和品质、文脉赓续、特色场景与情绪价值，推动城市管理者从一刀切的“设置门槛”转向量身定制的“吸引共情”，实现从“物”的供给到加持“人”的服务，突出“千面一城”，统筹推进“有没有”和“好不好”，这必然要求城市管理者转变为“产品经理”，注重治理投入。